作者最新文章_1 - 南昌出租车发票
 
 

作者最新文章_1

2月15日,武汉下了一场大雪,天气极为寒冷,狂风足以把雨伞掀翻。而街上的行人极少,到了晚间,白雪掩盖了大半个武汉。这是封城后的第23天,每个人都在等待雪融冰消。 冰雪很快在第二天消失,但春天还没有来。我从武昌区去往青山区,见到的路障比行人还多。寒风依然萧瑟,在驾驶到一座长江大桥时,我看见两岸密集的高楼建筑,在雪融后变得明亮刺眼,像是一座钢铁森林。 武汉更加封闭了。数日以来,对新冠肺炎病人从提倡居家隔离,变成了“应收尽收”,每个区设立了方舱医院和隔离点,病人们各有各的归属。而对其他市民,管控也趋于严厉,从禁止驾车,到出入管理,再到彻底封闭社区。对疫情发起总攻的武汉,仿佛一个大型的军事化管理的校园。 但是,有的人必须出门。 “急救中心120”承担了一部分运输任务。我来到青山区的一个急救站,他们已经坚持了一个月的高强度工作。在最忙的时候,他们运输发热的疑似病人、确诊病人,以及其他有就医需求的病人。每天出车20多趟,24小时无休息。 即便在平时,急救车也是浓缩了“生老病死”的一个场景,疫情时期的它,更是为数不多观察武汉的一个移动窗口。通过这扇窗口,能看见特殊时期疫情导致的伤痛,也有反复发生的武汉的日常。 武汉“孤岛” “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。”陶玲非常热情地招呼我,她是今天这班的医生。医生、护士司机各1名,加上担架员2名,是急救车上的基本配置。她一边把短发利落地扎起,一边对我说:“虽然急救站是开在医院的,但我们人员是归武汉120管……” 话没说完,警铃大作,一串尖锐短促的“叮……”,像是上课铃。 它是一个信号:该出车了。其他4个人急忙从宿舍出来,急救站的站长也来到跟前,嘱咐说:“穿好防护服。”这话是对初来乍到的我说的,他们都已经熟练,动作不紧不慢,却在一分钟内变魔术似的穿好了。 防护服是件通身雪白的连体衣,要拉开上半身的锁链,提着它将双脚放进去,整个过程不能着地,不然会影响效果。接着,穿好袖子,把锁链合上。后来我才知道,这种一身白的防护服,质量不算好,好的防护服是有条纹和胶带的。但陶玲他们没有好的,只能用它面对现场的一切可能性。 不过,出这趟车的任务,不是接送病人,而是开一单死亡证明。我们来到一家民营的养老院。院长早就等在楼下,见到救护车赶紧招手。陶玲跳下副驾驶,从车里提出行李箱样大的心电仪,快步迈着台阶。护士提着另一箱仪器,在后面紧紧跟着。两位女性轻喘着气,但脚步从不放慢。 跟平常不同,如今她们有全身防护,挂着口罩、戴着护目镜,喘出的气很快在护目镜上液化,视线变得越来越模糊。我们跟着院长到了4楼的养老院,电梯打开是一道阴暗的长廊,彼此就更难看清楚了。去世的老人在左边第二间房,院长说:“他在昨天还好好的,突然就不行了。他没有发烧也不咳,不是那个病。” “那个病”是说新冠肺炎,它现在是武汉人绕不过去的一个词。 在逝者对面仅1米的床上,躺着一位看上去有功能障碍的老人,他看见房间里全身防护的人,眼睛瞪得很大,显得有些激动。但他发不出声音,手也被布条捆在床杆上,只能小幅度的上下滑动,意义不明,或者根本没有意义。 1月26日,救护车抵达医院,张静协助患者下车。护士张静和司机老胡是武汉市第四医院的一个急救班组成员 在陶玲开死亡证明时,我回到了走廊观察。老人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,他们聚在有电视看的过道里,或者聚在走廊尽头有阳光的地方,除了电视机在发出声音,这条走廊非常安静。过道里的老人,不是真的在看电视,他们有的闭着眼睛,有的看着我,我看着他们,也没有话说。 开完死亡证明,我们回到了急救站。陶玲教我,先要洗手,把手套扔掉,再把防护服小心翼翼地脱下来,它的质料很薄,可千万别弄破了,毕竟是要用一天的。脱下来的防护服挂在急救车里,车内的紫外线可以消毒。 约半小时后,我们再次出车,这次是运输一位腹痛患者,疑似有肾脏结石。急救车将他送到了普仁医院的急诊科。 “情况明显好转了。”陶玲看着我,她清楚我来访的目的,这一趟没有遇上。她说,救护车现在运输的病人,很少有发热的了,因为发热病人一般由社区登记,再由社区对接隔离点、方舱医院或者定点医院。“早一周来的话,你能看到的,全部是发热病人,而且几乎都是新冠肺炎患者。” 司机李林对此记忆深刻,他说,在刚过年的几天,病人太多但救护车太少,他们常常接到十几二十公里外的单子。到了医院,大厅、过道里都是病人,太多的人等待核酸检测来确诊,否则无法得到床位。 然而,核酸试剂盒与床位都太少了,由此形成了一个“怪圈”:得不到确诊和床位的病人们,大量而重复地来医院排队,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。 据央视2月17日报道,国家卫健委官员接受采访时说,在武汉初期,很多病例没有得到及时救治。“重症病人从发病到住院的时间平均9.84天,说明有10天的时间变成了移动的传染源。” 官方在后来加大了防控力度,相继实行分级诊疗等制度,社区成为病人与医院之间的“把关人”。对李林来说,最直接的感受是,需要救护车运输的病人变少了,现在每天的出车量是10趟多一点,接近平时的每天7、8趟。 病人也以非新冠肺炎患者为主,事实上,在武汉越发严格的管制措施下,新冠肺炎病人还拥有社区的通道,而其他病人如在“孤岛”,更需要救护车来运输。 120急救车穿过鹦鹉洲长江大桥 李林没能说完他的话,烟才刚刚点燃,警铃又响了。陶玲跑到门口叫他:“出车了!”她特地又对我喊道:“这次是个发热病人!” 不到10分钟,救护车开到了丹青苑小区的门口,病人是个70多岁的老爷子,他被老伴搀扶着徐徐走来。不过,他对医生说:“我没有发烧。” 他不想去定点医院。 陶玲做好了全身防护,把他扶上了救护车。她没多说什么,拿出体温计给老爷子,叫他量一量。老爷子起初不肯,强调自己没有发烧,陶玲解释说:“不是说你有那个病,是现在的情况下,每个病人都要量体温。如果你发烧了,去急诊科也没用,他们不会收。去了也要量体温的。” 老爷子听了,只好量起体温,陶玲两次嘱咐说:“夹紧、夹紧。”体温量出来是37.6摄氏度,属于低烧。老爷子和他老伴很纳闷儿,说刚刚量时都没烧。陶玲没争什么,她甩了甩体温计,安慰老爷子说:“没事啊,没事,我们再量一次。”结果依然是37.6度低烧。 但是,两位老人执意不去定点医院,他们怕去了被交叉感染。救护车最后开到了普仁医院的发热门诊,两位老人进去挂号了。回去站点的路上,陶玲和李林相视笑了笑,他们见多了这种情况。 “病人不说实话,是怕我们不送他了。有的是侥幸心理,觉得自己不是新冠肺炎,很排斥去定点医院。”陶玲解释说。 另一个“怪圈” 出了4趟车后,时间将近中午1点,站长端出了盒饭。 陶玲和护士两位女性在办公室,边谈笑边吃饭,不一会儿饭盒见底。陶玲看到我的碗里还有少量饭菜,突然不好意思起来,捂着嘴笑说:“我是不是吃太快了?”她又赶紧辩解:“没办法嘛,我们干这一行,平时2分钟就吃完了。” 确实,在急救站里,做事都是争分夺秒。午饭过后,5个人很快回到宿舍。他们要抓紧时间休息,因为在这一天的24小时里,他们都要准备着随时出发。 他们这天的运气不错,午休了1个小时,也睡得很沉。直到下午2点,铃声终于响起。众人被惊醒,很快在两三分钟内集合完毕。他们还不知道,即将出的这趟车,是近些天里最难的一趟。 1月26日,一天的工作临近结束,张静和老胡来到武汉市急救中心的消毒点为车辆和自己彻底消毒 病人在武钢医院。没过多久,救护车开到了院区。是位71岁的男性老人,躺在一张不知哪儿来的床上,两名男性家属陪护着他。他们显然是被拒收了,只能在发热门诊的门前、医院绿化带的边上,等着救护车给他们一个去处。 陶玲接过诊断报告,一看:“陈XX,男……考虑为:细菌性肺炎。” 他罹患了细菌性肺炎,而新冠肺炎是“病毒性肺炎”。武钢医院在2月15日被征用为定点医院了,不能再收治他。然而,他的情况十分危急,血象指标达到了19000(正常人在8000~9000)。他躺在床上,呼吸都非常吃力,疼痛中发出浑浊的声音,眼睛无法睁开,没有说话能力。 一位家属告诉陶玲:“武钢现在只收病毒肺炎了,快把我爸转到普仁医院去。” 陶玲明白,事情没那么简单。 武钢医院是不能收治了,但普仁医院也不能说去就去。现在全力抗“疫”时期,收治非新冠病人的医院太少,床位一定很稀缺。陶玲对病人家属说:“到时候还不能收治,就连这张露天的床也没有了。他情况又这么严重,站都站不了,怎么排队?等得及吗?” 家属坚持要先转出去,病人儿子陈章明说:“这里肯定收不了了,何况他一个细菌性肺炎的,在这里交叉感染了怎么办?” 做了决定后,担架员将病人抬上了救护车,一路开到普仁医院的急诊科。 和陶玲的猜测一样,来对接的医生摆手,表示收不了。她对陶玲和家属说:“现在一个床位也没有了。”她指了指旁边的病区,说:“不信我可以把门打开给你们看,我们这里吸氧的地方都没有了。这里还有疑似新冠肺炎的患者,现在还转不出去。” 接着,两边陷入了无用的对话。陶玲拿出诊断报告,说病人情况很危急,但又不是新冠肺炎,只能来普仁医院了。家属试图“软硬兼施”,说要打“市长热线”。 女医生仍是摆手,重复地说“收不了”。她说:“我们(医院)没有床啊。我病区这里还有两具尸体,就放在那里,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拖走、把床位腾出来。现在殡仪馆都排了很长的队。我估计你们病人也等不了这么长时间。听明白没有?” 她接着说,排除了新冠肺炎的,还可以去同济、协和、湖北省人民医院,它们也收非新冠肺炎的病人。 家属似乎看到了希望,问:“它们会不会也没有床位?” 医生回答说:“有可能,你试一下啊。不试一下连希望都没了。” 白跑一趟后,在下午3点半,救护车来到了湖北省人民医院。他们把病人留在车上,陶玲和家属先到急诊科咨询。但是,希望又落空了。 其实,走入省人民院的急诊科时,答案就很明显了。人满为患,前台大厅都摆满了床位,把空间切割成了狭窄的过道。病人和家属来来往往,每个床边都拥挤不堪。前台的护士对陶玲说:“你自己看,现在真住不了院,在这里的病人也在排队等,现在连这儿都住不下了。” 护士说的没错,尽管大厅、走廊,还有部分科室,都临时改成了病房,床也尽可能地多铺了,但仍然不够。还有病人在等待,还有新的病人想加入。 家属试着软磨硬泡,把危急的情形告诉护士。但护士在看了单子后,更加坚定地说:“收不了。”她解释说,病人的问题在肺部,有可能是新冠肺炎,只有完全排除了新冠肺炎,急诊科才能收治。 武钢医院出具了报告,诊断为“细菌性肺炎”,这还不够吗? 前台护士表示,不够。她对家属说:“你要去做两次核酸检测,要两次都是阴性。再去做CT检查,判断没有问题,才能完全排除新冠肺炎。”在这套流程走完后,病人才能被急诊科收治。 家属决定再试一次,下午5点左右,救护车再次载着他们,往同济医院开去。 一路奔波了4小时,尽管病人的体征参数没有恶化,但体力过度透支,两次呕吐出黑色的液体。他似乎极为痛苦,在担架床上费力地翻动着,却只能一次次把枕头推下床。病人儿子很疲惫了,他哀求道:“老爹,你不要扳了,医院不收能怎么办?你又不是得的那种病(新冠肺炎)。” 同济医院也拒绝了收治,理由直接得多。急诊科的医务人员说,武汉现在实行分区管理,病人一家是在青山区,但同济医院是在硚口区,“跨了区的,不能办理住院”。最后,病人和家属又回到了起点:武钢医院。陶玲对医务人员解释了前后因果,尽管还是不能住院,但得到了一个留观的床位。 出了这趟车后,每个人都有些疲惫,陶玲回到宿舍关起门休息。到她决定出门买泡面时,天已经全黑了。 (文中陶玲、李林为化名) 作者 | 南风窗高级记者 向治霖 图片 | 长江日报 陈卓 编辑 | 李少威 排版 | 阿丽菜 南风窗新媒体出品 点击购买最新一期《南风窗》 举报/反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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